基礎設施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的比較多，他是指為社會生產和生活提供基礎性、大眾性服務的工程和設施。國際上的定義分為三層：狹義指交通運輸、能源、通信、水利四大經濟基礎設施，寬松一些的定義包括社會性基礎設施，比如教科文衛等社會事業，最廣的定義甚至延伸到油氣、礦產甚至房地產。
一、新基建之新
新基建的重點在于這個新字，是指應用于科技端的新一代基礎設施建設。這一輪新基建有四新，包括：新領域 :由傳統基建轉向包括5G、人工智能、大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7大領域;新地區 :新基建重點圍繞城市群都市圈建設，比如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等;新主體 :要進一步放開基建領域的市場準入，擴大投資主體，尤其是吸引民營資本參與;新方式 :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變革，建立新激勵機制，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的積極性形象點說，原來的基建就是一個由鋼筋水泥盒子搭建的身軀，而現在新基建需要在這個軀體之上，編織一個由數據算力和人工智能算法支撐的神經網絡。這在當前的大背景下，確實是個英明的決定。全球疫情肆虐嚴重沖擊了社會需求，新基建短期可進行需求拉動，對沖疫情和經濟下行壓力，實現穩投資、穩增長和穩就業的目的。以基建對沖經濟下行在歷史上并不罕見，比如1929年大蕭條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推出著名的“羅斯福新政”，其中一項重要政策是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提高了就業，增加了民眾收入，還為后期美國經濟大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超發貨幣的蓄水池
新基建的另一個邏輯是為超發的貨幣提供承載的資產。說到貨幣放水，這已經是全球共識，幾乎所有人都知道，但很少有人真的知道貨幣放水是如何實現的，下面咱們簡單解釋一下。比如央行印了100元借給銀行放貸，銀行貸款給企業A, 企業A用100元購買企業B的原材料，企業B將營收的100元存到銀行，這100元又回到銀行，但是雖然銀行收到了這100元，但是不能再全部用來放貸，因為銀行有準備金率的要求。如果準備金率是10%，那么銀行就要上繳10元給央行，剩下90元繼續放貸，比如再放貸給個人C， C從D那里購買包包， D將營收的90元存到銀行，這樣央行的準備金多出了90元*10%=9元，剩余資金81塊再去放貸。這樣你會發現，錢被分成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央行的基礎貨幣，包括印出來的錢和準備金，這部分也可以叫high power money，就是高能貨幣，另一部分是基于高能貨幣，通過經濟活動擴大的在市場流通的實際貨幣量，就是我們后面循環放貸的過程。銀行可以通過調整準備金率來調整第二部分錢的數量，因為從數學推導來看，流通中的實際貨幣量等于高能貨幣除以準備金率。在貨幣放水過程中，央行雖然是主角，但需要各個銀行來具體執行。當經濟很差的時候，很多銀行會擔心風險太大，不愿意把錢借出去。這時央行會采取兩項措施：一是定向放貸，二是將放貸當成KPI作為銀行考察的指標，通過窗口指導要求銀行在實際工作中擴大放貸量。有時放水不夠也不是銀行的原因，盡管有錢花是好事情，但借來的錢終究是要還的，很多借款人可能擔心未來無法還款就不再借貸。這時央行還有一招叫降息，降息從字面理解就是降低還款利息，這樣就降低了借款人的借款門檻。貨幣政策很靈活，但是因為是間接調節，效果有時候會有偏差，特別是在經濟低迷的時候，如果還不能讓經濟活躍，就只能靠財政政策登場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目的都是都是為了促進經濟增長，主要區別是實施的部門不同。財政政策由財政部實施，通過調整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來直接調節國民收入，財政收入包括稅收、國企的利潤、公債等，比如國家投資獲得的紅利就屬于國企利潤，但這部分在財政收入中占比不大，所以財政收入主要還是靠稅收和公債。而財政支出主要包括政府購買和政府轉移支付，比如政府購買的辦公用品、社會救濟、補貼等各種福利就屬于政府支出。政府可以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比如降低稅收和增加政府投資來直接增加市場上供給的貨幣量，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提高。聽起來這個循環很好，但有個bug叫通脹，因為市場上供給的商品有限，而資金越來越多，物價必然上漲。但回看過去十年中國的發展經驗，好像并不是如此。M2由2009年初的49萬億增加到現在超過200萬億，現在的資金供給是十年前的3.77倍。可物價呢？除了2011年前后有一年多的時間物價漲幅超過3%以外（最高也就是2011年7月的6.45%），其他約8年多的時間物價漲幅都在2%左右徘徊。所以這十年貨幣在超發而物價卻不漲，那多印的錢去了哪里？答案是樓市，也就是房地產的蓄水池效應，一方面聚集超發的貨幣，相應減少市場中實際流通的貨幣量，另一方面因為預期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老百姓會壓制其他消費，從而減慢貨幣的流通速度。因此我們看到，雖然M2在超發，但國內的物價很穩定。過去，房地產一直承擔著關鍵的蓄水池作用，但是因為資源錯配也造成了巨大的經濟隱患，中國急需一個新的蓄水池來替代房地產。這時候新基建橫空出世，它不僅有相當的體量來承載貨幣，還能與當前產業鏈和傳統基建發生飛輪效應，實現國家的產業轉型升級。
三、帶動下一輪科技創新的產業支點
那最后這一點是怎么做到的？咱們先聊聊中國產業鏈的發展歷史吧。改革開放從1978年開始，包產到戶讓農民有了自己的農田，大家干活更有動力，生產效率也因此提高，一下子解放了當時接近中國就業人口一半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隨后到了鄉鎮企業，1995年時貢獻了中國四分之一的GDP，90年代末鄉鎮企業達到高峰期之后，就開始規模化、工業化、標準化發展，經過技能培訓，從小工廠轉到大工廠，變成了規模化生產的產業工人。而我國也從一窮二白的農業國發展成工業品幾乎各個行業排名第一的工業大國。中國不僅工業產業鏈世界第一，鐵路、公路和機場共同構建的物流網絡也是世界第一，這得益于2008年政府推出的“4萬億計劃”。用這4萬億，我們修了3.5萬公里的高鐵，這全世界其他國家的高鐵建設量加起來也不到我們的一半，我們還修了大概有17萬公里的高速公路、6000公里的地鐵以及多個機場，建立了發達的物流網絡。這是我們能夠在一二線城市網購基本1-2天到貨，而美國是3-5天。當然，如果比較物流成本，美國物流行業的GDP占總體GDP8%左右，而我們超過14%，所以我們在效率優化方面還有一定的提升空間。這個提升，就要靠數據化新基建。
比如原來我們做工業，首先進口一定量的石油和煤，其次用車把它運到各個需要的地方，然后把它加工出來，接著再考慮把它賣給誰，怎么運過去。但現在，我們搭建了基于數據的完整信息網絡，能在全局上實現效率調度，因為我們知道這些鏈條相互之間到底應該誰生產什么，怎么連接，運到哪里去，下一次生產出來之后還可以賣給誰。像這次發生疫情，我們知道全中國哪里能生產口罩，哪里有工廠可以生產口罩原料熔噴布，以及這些口罩不同地區分布的產能大小，如何運到疫區去，這些實現都要靠新基建。而且，新基建有助于我們產業升級。雖然中國在幾乎所有的工業消費品上都做到了世界第一，但是高附加值的產品或服務屈指可數。比如華為，也是被芯片卡脖子。現在我們是世界第一大芯片進口國，一年3000多億美元的進口量，但我們國產品牌在整個芯片產業鏈上可能占比都不超過5%。而新基建將促進我國芯片產業的發展，比如大數據中心的建設，將加大對服務器芯片和存儲芯片的需求，形成新一輪的產業拉動。